清嘉庆年间纂修《全唐文》

 手机展柜     |      2019-06-13 03:13

  在深泽县,曾有一座千年古刹兴化寺,几经兴废之后,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,只留下一座唐代的门楼碑。每当人们来到碑前,总被那扑面而来的大气所吸引,面对那宽阔的碑额、三米多高的碑身和遒劲的隶书碑文,人们不禁要问:是一座什么样的门楼能配上这样一通石碑,而又是一座什么样的寺院才能拥有这样一座门楼呢?据传,这座寺院曾与正定隆兴寺(大佛寺)齐名,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?

  清同治《深泽县志》载:“兴化寺,古名大忍寺,在县署西,创建无考,碑记称系六祖曹溪道场,昔永峰大禅师开山于兹。”可见,这座寺庙因年代久远,具体何时创建已无从考证了,开山的永峰大禅师也不知为何许人。不过,目前仅存的大忍寺门楼碑碑文记载“此寺也,始闻于晋魏、代历于周隋”,这说明,它至少在三国时期就已存在。当隋开皇六年(公元586年)正定隆兴寺的前身龙藏寺创建时,兴化寺的前身大忍寺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。

  六祖,是指佛教禅宗六祖惠能,他是佛教历史上一位有重大影响的高僧,禅宗南宗的创始人,因长期在位于广东的曹溪宝林寺演法而别号曹溪。惠能出生于广东,在湖北得五祖弘忍衣钵,后一直在岭南弘法,关于大忍寺为其道场之说一直存有争议。不管如何,在唐代佛教发展的黄金时期,古老的大忍寺也迎来了它的一段辉煌,这是不难想象的。

  唐玄宗开创了“开元盛世”,当时的深泽县政治清明,经济繁荣。开元十八年(730年),时任知县刘遂昌“好宽大之德,行和平之政”,老百姓“莫不爱戴之”。就在这一年,大忍寺修建了一个高大的门楼,“以为一寺之表”,并立了一座门楼碑。这一工程,弥补了大忍寺在布局上的缺陷,正如碑文所说:“今斯一举,可谓尽美。”至于门楼碑的形制,现已无从得知,但从碑文的一些词句,如“嵯峨山峙”、“遏视数百”等描述来看,它是很有气势的,整个寺院规模由此可见一斑。门楼碑由大忍寺沙门释具撰文,书法家裴抗书丹,字体为隶八分书,笔力遒劲,为历代书法爱好者所推崇,观摩拓印者不绝。国家图书馆现存有清代乾、嘉时期拓片一张。清嘉庆年间纂修《全唐文》,将该碑碑文收录其中。

  北宋开宝年间,宋太祖赵匡胤敕令正定龙兴寺(后改名隆兴寺)重铸大悲菩萨金身,并建大悲宝阁,而关于兴化寺宋代情况的记载却较为简略,仅知宋崇宁二年(1103年)大忍寺改名兴化寺;金天会二年(1124年)重修。元代兴化寺毁于战争,墙倾屋塌,慕名而来的游人纷纷为之叹息。明正统六年(1441),知县高文和僧会(负责管理一县寺庙僧尼事务的僧官)聪无闻重修,殿宇佛像焕然一新。聪无闻告老退休后,他的徒弟性空继任僧会,由于性空的努力,使兴化寺再次成为远近闻名的古刹,他的主要贡献就是兴建了大悲阁。

  当时,性空觉得兴化寺大雄宝殿后面的毗卢殿过于狭小,与整个寺院的布局不相称,于是将毗卢殿后移重建,并谋划在毗卢殿原址建大悲阁。由于工程所需费用巨大,性空燃二指、断五味,发誓通过化缘来募资。他光头光脚,不畏风雪寒暑,几年内走遍了附近的州县乡村,最艰难时一个多月终日不食、终夜不寝,最后别人看容貌已经认不出他了,只有听声音才辨认出是他。性空历尽千辛万苦,终于积累了足够的费用,又从山西请来工匠负责建造。大悲阁共立巨柱三十六根,每根周长达九尺(直径近1米),阁高七十二尺(约23米),宽五十六尺(约18米),进深四十五尺(约14米),琉璃铺顶,歇山重檐,其势欲飞,蔚为壮观。又用蜡作模具,铸成大悲观世音菩萨铜像,高二十八尺(约9米),共四十二个手臂。铜像放置在大悲阁中央,铜像顶上塑千叶宝莲佛一尊,并在阁周围设千佛为翼。这项工程从明弘治五年(1492年)开始谋划,到正德五年(1510年)告成,历时达十八年。

  这大概就是兴化寺“仿正定隆兴寺而建”、“与正定隆兴寺齐名”等说法的由来。自此两个寺院的主体建筑都是大悲阁,大悲阁里都有一座四十二个手臂、俗称“千手观音”的大悲菩萨像,故此《深泽县志》中有“佛同真定兴龙像,藏是唐朝驮像经”的诗句。兴化寺大悲阁和菩萨像的规模虽比隆兴寺略小,但菩萨像顶上塑千叶宝莲佛这一独特造型,更加别致而富有深意。

  不知何时,在大悲阁东面有了一口泉。清康熙年间,陈奕禧任深泽知县。陈奕禧是浙江海宁人,著名书法家,与姜宸英、汪士鋐、何焯并称清初四大家,后因擅长书法入侍南书房,其书法深得康熙赞赏。康熙三十二年(1693年)的一天,他公务之余到兴化寺游览,正在流连观赏门楼碑书法之时,忽觉口干,饮用大悲阁旁泉水,顿觉香甜无比,沁人心脾。为此,他在泉上建亭,并立碑记,他也因此而自号“香泉”。香泉记碑文为楷书兼隶法,与唐碑同为书法爱好者所钟爱。从此,县内文人雅士常到此汲泉煮茗、品茶赏碑,“兴化泉香”成为一邑胜景,县志列为深泽“十景”之一。

  至清同治元年(1862年),《深泽县志》仍有对兴化寺的记载,而此后直至清末,深泽未再修志。光绪十八年(1892年),县内举人王用臣所著《斯陶说林》记载:“大忍寺倾圮已久,惟门楼碑巍然尚存”,“风蚀雨剥,石质已斑”。书中还记载,王用臣的祖父、乡贤公王鹏曾创修碑楼,使碑得以保存;清同治十一年(1872年),滹沱河洪水泛滥,城内水深数尺,碑楼倒塌,洪水过后,王家又重修了碑楼。从这些记载可看出,最迟到光绪年间,这座寺院已不复存在,1600多年的胜迹,雄伟的大悲阁、高大的菩萨像,都不知所踪,具体毁于何时、何因,都不得而知。

  隆兴寺至今基本保存完整,成为历史文化名城正定的标志性建筑之一,而兴化寺不但寺院无存,仅剩的大忍寺门楼碑也命途多舛。“文革”中,该碑不知去向。1984年,深泽县政协文史组按政协领导意见开始寻找,经多方寻访得知,碑座埋在县城一户人家房下,碑埋在房外街道下。在向上级汇报后,1984年11月,县政协、文教局、文化馆组织力量将碑挖出,运到文庙存放。2007年,文庙大成殿两侧建成碑廊,大忍寺门楼碑立于西碑廊至今,成为人们感受这一千年古寺的唯一实物。 王博